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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索罗斯将惊动全球难测中国会出什么事

发布时间:2021-01-21 15:24:39 阅读: 来源:存包柜厂家

牛刀:索罗斯将惊动全球 难测中国会出什么事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索罗斯是猛攻各个国家的汇率。这一次他又如何表现,是不是又能惊动全球,还是很难说。

这一走一来,都是世界顶级的资本大鳄。他们两本来互相没有一毛钱的生意,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却都因为中国在最近成为全球的热点。  李嘉诚走了,把北京、上海的房产全部低于市价35%以上抛售,这是偶然的吗?显然不是,500多亿的资产说卖便全部卖空,而且,卖的都是在最高点,这符合资本市场的“不赚最后一块铜板”的名言。资本市场从来都是血腥的,不赚就亏是铁律。李嘉诚之所以成为亚洲首富自有他的道理,而王健林成为中国首富却是依靠官商勾结,腐败肮脏,欺骗和暴力,不断依靠土地搜刮民财,这样的首富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都是因为土地问题引发改朝换代。秦始皇够强大吧,秦王朝却是修长城筑公路劳民伤财而成为最短命的朝代之一,被几个小国给灭了;隋炀帝如果不是修运河劳民伤财过度,最后不会那么快自缢吧;明朝最后一个真实的皇帝朱由检完全是腐败无能过度,以致朝廷重臣跑马圈地成风,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而终于不治。  中国本次依据垄断货币和土地,在全国大搞房地产建设,央企做地王,拉动地价无限上涨,推动房价泡沫泛滥成灾,他们还在大叫,2030年前还有一亿人会进城,却完全不理睬现在的房子完全够20亿人来住,还会有大量的空房子。这且不说,一个上海,一个北京,一个广州,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房产,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那你们就全部去买下美国试试。日本人当年也这么想,去买下美国的洛克菲勒大厦,最后如何?乖乖的退回给美国,这一买一卖,华尔街将日本的泡沫财富血洗一空。日本从此衰退20年。李嘉诚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跑路的。  李嘉诚一跑路,索罗斯必然会来。这是因为奥巴马的金融战略的必然,在《货币狼烟》中,我全面的分析奥巴马的战略,奥巴马确认的人选是巴菲特家族,最后来收拾中国泡沫经济的残局,索罗斯不过是先行者。  4月21日,华尔街见闻报道: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前投资团队三季度将在香港成立一支对冲基金,最初资本至少为1.5亿美元,成为今年该地区最大的新创基金之一。千万不要小看这1.5亿美元,凭着索罗斯的号召力,可以轻轻松松凝聚几十万亿美元的虚拟资本和无数的真实资本,在资本市场上大显身手。至于索罗斯会采取什么手段,运用什么金融工具,我们无法猜度,只有等到三季度后我们在市场上会感觉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索罗斯是猛攻各个国家的汇率。这一次他又如何表现,是不是又能惊动全球,还是很难说。静观事变吧,在一线城市持有不动产者,小心点。至于国家会出什么事,这不是我们草民所操心的。  孔子说: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也。

中国经济在走向衰退吗  对冲经济风险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  最近,国际上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唱衰者甚多。如福布斯中文网曾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经济在2014年将会走向崩溃吗”;索罗斯等对冲基金亦极力唱空中国。他们之所以唱衰中国经济,是基于中国金融风险、财政风险、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累积。但也有不少人继续看好中国经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以及今后中国的经济走势,本期圆桌论坛约请了几位专家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会走向衰落吗  中国经济报告: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该作何种判断?出路在哪里?  刘胜军:对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期,现在确实很难说谁对谁错。悲观者也有理由,中国现在的确面临许多危机和风险。过去30年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造成了贫富悬殊、腐败泛滥、环境污染等问题。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等,都很严重。从理论上讲,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或者实现一部分,会释放出很多红利。但是,在改革中能否控制好风险?比如,改变原来超发货币的政策,会不会引爆房地产泡沫?通过改革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无足够的时间?人民有无耐心?所以,我个人也不太乐观,但我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国外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非一个准确的预言,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掌握巨大资源,有干预经济的能力和决心。中国政府拥有大量国企、财政收入、土地资源等,经济低迷时就刺激一下,如2009年左右“4万亿投资+近10万亿信贷”刺激政策。而且,中国政府做事效率高,不像美国需复杂论证,中国领导一拍脑袋,事情就定下来了。  总之,中国虽然面临的问题多、风险大,但一旦出问题,政府有能力稳定局面。但是,这条路能走多久?不可能永远这样。真正的出路不是靠控制,而是靠改革,否则,危机只是被推迟了,迟早会爆发。  温天纳:外国金融机构、对冲基金的言论或判断,并非中立的意见。很多时候,因为涉及自身利益,他们会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放大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信贷问题和制造业问题等。正好遇到中国经济出现短暂回落,这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就出现了。我认为,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的可能不大。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点在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具体包括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等。  刘尚希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的转换期,有人称之为经济换挡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影响中国经济走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而且找到了对冲这些风险的最有效的办法。从国家整体来看,我们已经开始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的改革应该能够对冲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时期的风险。对冲经济风险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例如,税制改革中的“营改增”在进一步推进,去年的“营改增”以及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负达到1400亿,今年会继续拓展“营改增”范围,已经明确拓展到电信行业。很显然,减负进一步扩展,企业负担减轻了,活力会增强。相关部门对中小企业也实行了优惠政策,今年还会加大力度,这会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  大家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去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出的地方政府债务大约是20万亿元,还有大约10万亿元的政府或有债务。政府性债务有风险,但是,风险并不等于危机。一些媒体在解读时把风险等于危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读。  政策与改革有区别。关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表明了保持政策连续性的态度。今后,将不急于改变政策,将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弹性,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不需对既有政策做大的调整。  政府宏观调控何以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创新政府的宏观调控,即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那么,应如何创新宏观调控?  温天纳:以往的宏观调控是一刀切,现在要顾及经济调整。为实现今年稳增长、保就业的预期目标,应该采取分化式的调控政策。即对淘汰过剩产能,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对新兴产业和环保等支柱产业,应大刀阔斧地推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这种分化式调控能否上升为创新性政策,需要体制改革提供支撑。  刘尚希: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有所创新,从过去的刚性调控变成现在有一定幅度的弹性调控。如经济增长目标,过去是刚性的7.5%,现在是弹性的7.5%,即7.5%左右;物价控制目标也是如此,3.5%左右。原来的对点调控转变为现在的区间调控:经济运行在区间里就不出台新政策;只有当它有可能突破区间时,才需要采取措施。这样,可避免政府不停地干涉经济运行,让市场自主运行。例如,对猪肉价格的调控,我们是有教训的。以前,政府频频干预,不给予市场自适应的时间,结果反而导致猪肉价格大起大落,恶性循环,加剧了猪肉供应的波动。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首先要避免宏观调控的副作用,这也是一种风险思维,然后再看其正面作用。宏观调控是外因,要通过市场这个内因起作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要先有风险评估,考虑调控措施、手段、介入时机,避免引发新的风险。  至于分类式调控,也是弹性化的一种表现,就不是一刀切了,而是根据一定区间、不同的市场状况来判断是否调控。实际上就是运用多样化的手段,避免宏观调控方式单一化的负面影响。改革则更多是对冲长期风险,解决战略性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刘胜军:我们要下决心告别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饮鸩止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宏观调控要松紧适度。经济换挡期,老的增长动力衰退,新的增长动力何在?我们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政策要有足够的灵活性。去年“钱荒”,央行没有马上放水,央行也没有一根筋。去年M2依然偏高,M2增速达13.6%,是不是应降到10%? 去年M2余额为97.42万亿元,超出控制目标0.6%,这也就意味着央行多发了5845亿元人民币。但是,减得太快也容易发生金融危机。  至于地方政府债务,只是短期的,中央有能力消化。但依靠中央财政买单之后,新的债务又会出来。所以,要从根源上治理,必须用新的体制机制管控地方债务风险。要对地方政府财政加强监督,建立财务报告制度,加大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各级人大不能仅仅做橡皮图章,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形成真正的制衡。  改革的次序和节奏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已经确定,接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推动这个方案逐步落实。当前,改革应如何起跑?有学者认为,改革应易者先行。那么深化改革的步骤应如何把握?今年改革的“路线图”应如何绘制?  刘尚希:改革要基础先行,各项改革之间要做好协同、协调。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只要是改革,都会经历艰难的过程,现在,改革的约束条件更多了。必须将改革纳入法治轨道。行政审批权,该放的一定要放足,不该放的也不能乱放。比如城市规划权,是否应下放?如果下放不当,就会出问题。跨区域的整体性规划,应在上面,不能下放。有些权力是下放给市场还是放给社会?抑或由中央下放到地方?这都需要做全面深入的风险评估。  该不该放和能不能放,是两码事,具体事项要具体对待。比如环评,如果把环评的要求具体化和细化,如评估流程、技术标准、风险揭示、应对措施等,让每一个项目投资者都知道怎么做,从“要我做环评”变为“我要做环评”,监管部门抽检,发现不合格的严格处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类审批就可放手,不需采用行政审批方式。若是很多规则、标准没有具体化、细化,还是在审批官员的脑袋里,那就无法放,只得通过行政审批来控制环境风险。因此,下放行政审批权还得看是不是出于官员“真心”,若是不想放权,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甚至通过制造风险来保住权力。  现阶段,应把放权更多理解为分权。原来单一主体下的放权,是放风筝式的放权,往往放过了头,就乱了,又收,不断循环。这种放权没搞清楚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而分权,则要定位准确,把多元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界定清晰,否则,就会错位。可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没有那么容易,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放任不管。  分权改革需要新的制度基础。不同制度的运行,需要不同的制度基础设施。这就像高速列车和慢速列车,其所依赖的路基和铁轨是不同的。若没有新的制度基础设施来支撑,改出来的好制度也难以有效运行。对此,当前人们在认识上有盲区,学术界看不到,行政部门有感觉,但认识不深。把制度改了,制度依赖的基础没有跟上,改革就大打折扣,甚至无法运行。当前,需要大力加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这方面的欠账太多了,改革进程就会受到影响。  刘胜军:改革面临的困难,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意识形态障碍和既得利益者的障碍等。理论上,国企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即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仍然强调公有制地位。如果我们的观念不突破,改革就难落实。国企垄断怎么打破?打破了就威胁公有制的地位,涉及政治上的问题,就很敏感。  目前的改革,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是一场自我革命。官员愿意自己放弃权力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接下来改革要解决的难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改革像过去十年那样流于形式,也不是没有可能。  温天纳:在改革实施的先后次序上,须参考宏观与微观经济形势,我给出的先后次序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能源改革,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改革中的行业门槛改革。至于其他较深层次的改革,如土地改革、金融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因涉及风险较大,难以大幅突破,必须考虑环球与中国形势变化,一步步地渐进。  以前,整个经济的发展是由国有经济拉动,效率不高,间接造成现在的信贷风险。行政审批下放或取消有利于经济市场化,有利于转变政府角色,有利于形成公正的市场环境。  任何所有制、所有权与市场对接,都要靠产权制度的完善来实现  互联网金融撬动银行版图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权。3月4日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副行长潘功胜和易纲三位全国政协委员一天之内被追问四次,均表态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不会取缔余额宝类互联网金融产品,并将加强监管。如何评价这个表态?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如何?  刘胜军:中国金融领域的突出问题是金融体系效率低,价格管制,利率双轨制。例如,美国有7000多家民营银行;中国的200多家银行大多是国有的,是为政府、国企服务的,不是为民间创新服务的。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民生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分量微不足道。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期间表示,已选择部分民营资本参与民营银行试点,首批确定5家,将在天津 、上海 、广东 、浙江等地开展试点。但是,我对民营银行开放试点不甚乐观。银监会批准的某些民营银行规模小,需要强势的银行出现,如阿里巴巴、腾讯开银行,对中国银行版图的改变才有意义。自下而上的创新突破,不需要政府鼓励,只要政府不把它们关掉就行,这比中央顶层设计更重要。当然,底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会更好。  温天纳:最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传统银行是个挑战,竞争的环境导致银行在利率、借贷方面面临压力,有些银行不计成本,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不稳定,存在风险。金融改革中,引进民营资本,难免带来新竞争,要有风险管理体制。  混合所有制搞得成吗  当前,地方国资改革正在加速。3月8日,重庆市国资委主任透露,该市将用5年左右时间在八成以上竞争类国企实现混合所有制,相当一部分国企会全部退出。3月7日,江苏省副省长史和平表示,该省正起草国企国资改革方案。  与上海国资改革类似,两省市方案也主要着力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具体举措包括调整国资布局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等。  习近平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  中国经济报告:国企改革会否“一混(合所有制)就灵”?  刘胜军:国企民营化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事物,在这种背景下,混合所有制能搞得好吗?我的观点:一是如中共十五大所明确的,国企退出如房地产一类的一切竞争性领域,不与民争利。二是打破垄断。中石化只开放几个加油站没有意义,要允许民营资本与之平等竞争,平等开油田。三是政企分开,企业和企业领导不应有行政级别。据报道从2012年3月开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正式升格为副部级单位,这种现象能算真正的改革吗?不是倒退吗?  真正做到以上三条,混合所有制才有可能搞成。  温天纳:从全球市场看,中国国企市场占比太高。国企在资源配置上有局限,与市场经济规律有冲突,一些市场应该淘汰的,它却在投入资金,新建产能。国企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强,减少国企占比是有重要意义的。  同时,国企具有排他性,以往一些垄断领域有门槛,市场效率高的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打破垄断,由市场配置资源,既是增强中国经济活力所必需,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需要。2014年,中国政府计划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其中可能会涉及国有资产转让。  刘尚希:从现代经济看,所有权越来越虚化,而产权越来越实化。任何所有制、所有权与市场对接,都要靠产权制度的完善来实现。所有权可进一步分解为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各种形式的产权,并分割收益权。  市场经济运行需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背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并不重要。典型的如股份制,这种情况下,产权越来越混合了。我们应把重心放在产权制度完善上,而不是放在所有权的性质上。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基础上才能形成产权制度,也把产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产权制度是适应资源流动、配置重组并获取收益的要求而渐渐形成的财产组织形式。无论何种所有权,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有产权改革问题。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大势所趋,但要避免像习近平同志说的,“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就要严格预防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利用这个机会,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损害公众利益。(中国经济报告)

邱震海:中国经济下一步到底用什么“药”?  今天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对中国这么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来说,一旦政府投资复活,一方面必然带来经济短期效益的迅速抬升,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国进民退的死灰复燃,民营经济自由度的再次大幅下降   国家统计局16日上午公布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据统计局网站,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28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  一季度经济增幅跌到7.4%!虽然这个速度在2012年的第三季度也曾出现过,后来由于当年第四季度的“换届效应”而得到改善,但这一速度确实已跌破了李克强为中国经济设定的底线,亦即7.5%的增幅。同时,从今年1、2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下面的问题自然是:政府是否会出手?如何出手?出手到什么度?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依然信心满满,表示不会出手,而且主要以微刺激的措施来调整经济。  中国经济决策层面临的核心问题  关键是:微刺激措施是否将有效?如果把微刺激比喻为“文火炖汤”,那么急剧下降的经济形势就可被比为“疾风暴雨”。“风和日丽”之时,“文火炖汤”自然是良药一剂,但若遇到“疾风暴雨”,则“文火炖汤”的功力显然难以匹敌,不然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风险。  另一个比喻就是:当伤风感冒初起之时,桑拿浴等自然疗法无疑管用,但一旦发烧到了39度甚至演化成肺炎,那就非吃抗生素不可了,即便明知道抗生素可能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现阶段和未来半年内,中国经济决策层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检验“文火炖汤”匹敌“疾风暴雨”的功效?中国经济的“感冒”症状正在加重,是否该吃药?虽暂时不吃“西药”,但“中成药”是否管用?一旦“症状”加重甚至转化成“炎症”,是否须吃“抗生素”?而一旦动用“抗生素”,则用药的“剂量”该到什么程度?“抗生素”取得短期疗效之余,将引发多大程度的“并发症”?  不久前,我在太原主持一个由经济学家樊纲等人参加的论坛。其间,我不断追问中国经济到底有哪几贴“药方”,是否可能继续采用投资这一虽不断被人诟病,但却屡试不爽的“药方”。樊纲被我问急了,脱口说道:“经济的‘药方’来来回回就那么几贴,关键就看你如何用了。”  未来半年,亦即我之前评论所说的“李克强经济学”须见分晓的半年内,是中国经济决策层不断评估中国经济“感冒症状”及其走向的半年,也是不断寻找各种“药方”的半年。  2014年:中国重返投资时代?  所有这些“药方”中,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措施也许可能不会再用了,或至少被排在最后的选项位置上,但投资呢?这恐怕就难说了。  谁都清楚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不少人也都知道投资拉动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今天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对中国这么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来说,一旦启动投资,那就是政府投资大幅度回升的时候,而不会是民间投资的抬升;而一旦政府投资复活,一方面必然带来经济短期效益的迅速抬升,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国进民退的死灰复燃,民营经济自由度的再次大幅下降,甚至还意味着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和国民幸福指数的大幅下降。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两难,但却是谁也绕不开的一个两难。前面提到2012年中国经济曾经跌破7.5%,但那年的第四季度究竟是用什么办法使经济回升的吗?一句话:换届效应。去年这个时候,中国经济也是一片惨淡,五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全面下滑,但去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到底是靠什么回升的吗?一句话:投资,或政府投资。  从去年七月开始,万亿级的投资在各地悄悄启动。各地虽不再高调宣布投资计划,但各种投资方案却悄然成型和启动。仅四川一个省,未来两年就要启动4.26万亿的投资计划。去年年底,刚刚组建的铁路总公司的投资项目,多得让人乐开了怀。  所有这些投资计划,相信都对去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的回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真可谓“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呢?  投资策略:新瓶旧酒,老路新走?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再引用一些我的新书《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里的段落:  李克强从2013年3月上任总理,到2013年9月中旬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其间正好满半年,180天。用我的分析来说,李克强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上任伊始,他在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就未来中国改革和转型的方向发表了一篇讲话,集中讲到未来转型到底方向首先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当时在电视前看了这一段后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转型的深层规律很有了解和研究的总理,下一步就要看他是否有足够的果敢去推进改革,并以足够的谋略来绕过阻力,迂回接近终极目标了。  第二个阶段:2013年5、6月间,中国经济和李克强经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考验。如前所述,2013年5月,中国进出口数据全面下降,显示出周期性和结构性兼而有之的明显放缓迹象;6月,中国一些地方遭遇“钱荒”现象,一个原本流通性泛滥的市场,刹那间居然闹“钱荒”,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时,李克强的思路是:政府的干预之手尽量不伸出,让市场自己调节和解决。也恰在此时,一些外资银行归纳出了“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及其三个要素。但如前所述,其第一个要素“不出台刺激经济措施”很快就被李克强的“底线思维”和7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所纠正。  第三个阶段:从6、7月开始,万亿级的投资措施先后出台并逐渐到位,其主轴依然是基建,尤其是“铁公基”建设。在这一投资措施的拉动下,7、8月的中国经济数据明显回升,尤其是8月的数据颇为亮丽,让所有人都送了一口气。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到了七、八月,中国经济回暖态势明显,尤其是8月份主要的经济指标如PMI、PPI、工业增加值、用电量、货运量等都出现了回升向好的势头。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9月中旬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给了李克强一个新的阐述他战略思路的机会。这一思路归纳起来就是:面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政府不出手是不现实的,不然社会风险太大;但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太频也是不好的,不然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结构性问题,2008年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惨痛教训。这一思路归纳起来就是:中国既不可能完全放弃经济增长来调结构,又不可能不调结构而简单地抓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寻找一个平衡点。  但问题是:这个平衡如何掌握?中国素来的问题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林毅夫的“投资论”再次被证明为行之有效,而且不得不行。  2008年11月,吴敬琏在杭州的民企峰会上见到我,立即拿出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签上大名赠我留念。在这本书里,他比较了苏联式以投资见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Extensive Growth)和以注重效率见长的集约型增长模式(Intensive Growth),强调只有集约型增长模式才是经济发展持久的源泉;而集约型增长的重要环节,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他的著作还透露,当时服务业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仅占30%多;而在日本,这一数字则是70%多,美国更是达到了80%多。  2008年年尾时读吴敬琏的这本书,也许觉得这只是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历程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方向的指引。但五年后再展读此书,方有别有洞天之感,因为五年的发展历程似乎证明,中国没有向更为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反而向着更为依然依赖投资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投资,投资,再投资,成了2008-2013年中国经济的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其间,拉动内需,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目标。但必须坦率承认,这一努力的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  时间又过了十个月。2009年秋天,我再次到浙江考察,这时距离由美国两房危机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好过了一年。在浙江省委指示下,浙江省搞了一个“典型促转型”活动,我应邀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论坛担任主持。  论坛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我清楚记得的细节是,论坛云集了包括楼忠福在内的浙江省重要的民营企业家。当时,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已经下达,中国经济在这一“强心针”的刺激下,正在呈现“脸色红润”的复苏局面。  论坛休息时,我想做点私下考察,在休息室里向企业家们问了一个似乎有些不当的问题:“四万亿人民币,哪位分到了一杯羹?”  正在抽烟、聊天的企业家们面面相觑,似乎不知如何作答,最终的回答是摇头。只有一位企业家答道:“我的公司通过其他名义拿到了四百万。”  四百万,这是我迄今听到的唯一从四万亿中投资方案中分到一杯羹的民营企业家。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都去了哪里?毫无疑问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各政府单位。  2009年秋天,我还到上海和江苏的一些城市考察,就连在出租车上,都从收音机里听到各城市的一些区政府在规划、出台各种投资项目。那一年的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大国。各种有用或没用的项目,各种暂时赚钱或不赚钱的项目,只要想得到的,就没有做不到的。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就这样白花花地流入了各种巧立名目的项目之中,大量的流通性开始泛滥……  于是,由于基建项目,许多地方的GDP开始回升,暂时的就业保住了,8%的经济增长率保住了,社会稳定保住了。而至于基建项目完成之后,码头是否有货船开出,公路是否有货车奔跑,GDP保住之后,钱是否流入老百姓的口袋里,那就全然没有人关心了。  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在主持《有报天天读》节目时,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库里,摘录了一份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及其应对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1993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日本政府一度也曾采用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方法来挽救经济,其结果是:基建投资的快速成果是能拉动GDP的上升,但却无法体现在居民个人财富上;因此,从长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必须慎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手段。  但在2009年的中国,似乎没有人听得进这样的声音。只要能保住GDP,只要能保住社会稳定,管他是“强心针”还是“止痛针”,先用了再说。因此,投资,投资,再投资,象一阵魔风,让中国的人们入魔、疯狂……  于是,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国进民退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逆转现象,民营经济的空间开始极度萎缩,国有经济空间和政府权力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膨胀;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房地产价格开始飙升。大量投资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这一普通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得到应征……  后面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想必人们都已知道。国进民退继续蔓延,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政府权力更为集中;“保八”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民间情绪却一路逆转。  其间,就纯经济角度出发,政府也曾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亦即抑制投资,拉动消费,改变高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同时尤其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加大力度。但坦率而言,这一举措几乎无一获得成效。尤其是房地产调控在2011年达到最为严厉的状态,但2013年新政府上任后稍一放缓,一线城市的房价就如  这就是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走过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当美国经济开始其结构调整,尤其是微观创新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济则进入了一条国进民退,以投资拉动但却导致国富民穷的“斜路”。  中国经济必须迅速走出这一“斜路”,才有发展前途;也只有走出这一“斜路”,才能有未来长远的光明。这是2012年-2013年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经济:直面真理,拒绝忽悠  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如前所述,经济数据告诉人们,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刚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位置上卸任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012年下半年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将继续需要依赖投资和政府刺激措施。  听了这话,我当时一个直觉就是:这是一个违背经济学规律的论断,因为对经济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是政府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投资和货币刺激),学理上称之为“政府货币政策逆向操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打“强心针”。“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却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通缩。  林毅夫,这是一个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界都想响当当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早年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言,尤其对新农村建设方面,而且还是第一个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的华人。  如前所述2008年秋天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我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组织了连续13期的系列访谈节目,从高尚全、吴敬琏、江平、刘永好、温元凯、周瑞金、金观涛都先后出席节目。我的朋友胡祖六曾建议我找找林毅夫,还热情地给我了林毅夫的联系方式,但其时林毅夫已世行任职,出席节目料有诸多不便,我也就作罢。但我却一直关注着林毅夫的各种研究观点。  林毅夫在香港出版的《解读中国经济》一书,是我少有的从头至尾仔细阅读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他在书中对“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中国的成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论述,都曾给我很大的启示。  但林毅夫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两个核心观点:一、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二、面对可能出新的经济放缓,中国依然需要采用投资和政府刺激的方式来拉动经济。  对于上述第一个观点,我曾主持过不少经济论坛,听到过数不清的经济学家的此类乐观观点。2012年年底在华南某市,有一位曾在外资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学者,面对一帮眼光充满饥渴的民营企业家侃侃而谈,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将面临庞大的市场潜力,那就是数以亿级的农民将转化为市民,中国的基建、汽车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面临巨大的潜力。  也有的“准经济学家”(亦即那些对经济一知半解的评论人士)也到处鼓吹中国经济的第三次或第四次浪潮,甚至拍着胸脯,麦克风的分贝震耳欲聋,听得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热血沸腾,于是愿意掏出大把的银子邀请这些讲者;然后听完热血沸腾的演讲回到家,企业家们发现原先的那些困惑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无解  今天中国经济的严酷事实:一方面长期前景光明,但另一方面却又障碍重重,只要搬掉障碍,前景一定光明;但问题是体制障碍积重难返,经济结构的障碍又接踵而来。只谈障碍而不谈前景,自然会落入悲观或虚无;但只谈前景而不谈障碍,那无疑就是大忽悠了,不是傻就是坏。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严肃、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拒绝忽悠,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但林毅夫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我真诚地相信,作为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将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一定经过了严肃、认真的理论研究,也一定充分考虑了各种体制和结构性障碍的因素。  林毅夫和吴敬琏,两个当今中国几乎齐名的经济学家,但两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角度却截然不同。林毅夫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而吴敬琏看到的则是在通往广阔前景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两人的角度各有侧重,各自言之有理。到底谁更有说服力了?你该更相信谁?一切都就看你自己的分析能力了。  从做电视的角度看,有一天若能把林毅夫和吴敬琏请到一起,让两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做一番PK,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虽然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但是,林毅夫关于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的方案,倒是一件十分值得探讨的事情。如前所述,“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却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通缩。  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谁都不想打“强心针”,但不打“强心针”而任由经济一路下滑的代价,却又是谁都承受不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毅夫的“药方”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克强总理遇到的难题,也正在于此。(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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